在戰火中鑄就的搖籃

在硝煙漫卷的土地革命戰爭年代，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人才的培養。人民軍隊的軍事教育體系，恰似一株在烽火中破土的幼苗：從井岡山麓龍江書院的教導隊點起星火，到瑞金“紅校”舒展枝葉，再到“紅大”長成棟梁，一步步構建起層次完備的培養體系。

1927年，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政變，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了屠刀。在生死考驗面前，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表現出對革命信念毫不動搖、迎著狂風惡浪堅持戰斗的大無畏品格。英勇不屈的共產黨人從血泊中站了起來，決心靠自己的武裝，撕開黑暗的帷幕。7月中旬剛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，毅然決定將當時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，准備發動武裝起義﹔組織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四省農民發動秋收起義。9月，毛澤東同志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被派往湖南,與湖南省委一起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。在此期間，毛澤東敏銳覺察到官兵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、軍事技術差等問題。因此，提高官兵的軍事素質和作戰能力，已經刻不容緩。

這年11月，井岡山的霜花還凝在龍江書院的飛檐上，紅軍的第一個教導隊就在這裡開課了。毛澤東十分重視教導隊的建設，親自選拔干部。根據毛澤東的提議，呂赤擔任教導隊隊長，蔡鐘任黨代表兼黨支部書記，下設4個區隊，分別由陳伯鈞、張令彬、陳士榘、王良任區隊長。毛澤東給學員講政治課，組織學員作社會調查和參加群眾斗爭。學員都是從部隊裡挑出的班排骨干、作戰模范。教導隊的學制不過數月，學員們卻把“從戰爭中學習戰爭”的信念刻進了心裡。

1931年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。隨著革命根據地的擴大與發展，我軍急需大批軍政干部，而當時的干部數量、質量與革命需要之間存在不少矛盾。為培養大批革命需要的干部，當年11月，中革軍委發布通令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在瑞金成立。1932年2月，學校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學校，簡稱“紅校”。紅校沒有正式的校舍和教室，許多活動在露天場地上進行。中央非常重視紅校的發展，先后調蕭勁光、劉伯承、葉劍英等人擔任校長，還調了許多高級指揮員到學校擔任教學工作。紅校共辦了六期，每期學習4個月左右。學員從這裡畢業后，成為紅軍隊伍中的骨干力量。

為了更好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，1933年，中革軍委決定將紅校的高級班、上級班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大學，簡稱“紅大”。為了紀念支持中國革命的蘇聯布爾什維克郝西史（1927年犧牲於廣州暴動），學校定名“工農紅軍郝西史大學”。紅大創建之初，專職教員僅有16名，設有高級指揮科、上級政治科、指揮科、參謀科、后勤科，附設教導隊、高射隊、測繪隊。學員直接從紅軍中招收久經戰火考驗的師團級干部。紅大教學條件非常艱苦，沒有桌子、板凳，石頭就是板凳，自己的膝蓋就是桌子﹔沒紙筆，就用木棍在鋪平的沙子上寫字。除了上課之外，學員還參加擴軍、選舉、武裝保衛春耕秋收、慰勞等活動。在根據地物質十分匱乏的情況下，學員們克服重重困難，始終保持著昂揚的斗志。從創建至中央紅軍開始長征，紅大共招收3期學員，培養了一批英才，如彭雪楓、宋任窮、程子華、韋國清、鄧華等著名將領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，紅大與其他軍校合編為干部團，成為“馬背上的軍校”。干部團由陳賡任團長，宋任窮任政治委員。其成員都是從部隊選調、具有戰斗經驗的干部骨干。干部團轄3個步兵營、1個特科營、1個上級干部隊。這支隊伍“邊走邊學、邊戰邊學”，成為軍事史上的奇觀。教員會結合行軍或戰斗中遇到的問題，組織學員進行討論。學員在熱烈的討論中交流了思想,增長了知識，同時活躍了行軍氣氛，驅散了行軍的疲勞。它既是專門培養干部的學校，又是戰斗隊、工作隊和宣傳隊。干部團在出色完成訓練、保衛中央機關安全任務的同時，還曾多次配合主力軍團作戰，成為紅軍的一支重要力量。這支隊伍把育才的火種帶到陝北，后來成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，那首以“團結、緊張、嚴肅、活潑”為精神的校歌，其實早在井岡山時就埋下了旋律。

短短數年，人民軍隊的教育體系不斷完善。從這裡走出去的學員，將課堂上學到的戰術運用到廣闊戰場上。這支始於井岡山的教育血脈，為新中國成立后國防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，奠定了牢固的基石。